“（只能）请那些在黄卷青灯下搔首苦呤的人们不要写诗了，那模样本不属于诗人。”余秋雨说，“诗人在三峡的小木船上，刚刚告别白帝城。”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误解，看来我是注定不能成为诗人了。
他的想像是，一个仗剑的侠客，站在黄沙滚滚的大漠，口里衔着西风，衣襟飘飘。黄河突然从头上掠过，夕阳西下，余晖全洒在剑客身上。剑客卷起黄沙，仗剑便写，于是，一首千古绝唱便印在了沙土上。
余光中《寻李白》中曾毫不掩饰地写出一个满怀诗情的形象：“酒入豪肠，七分酿成的月光，剩下的三分啸成了剑气，绣口一吐就半个盛唐。”于是诗人的形象就那么仙风道骨、自在豪爽，他们衣袂飘飞，潇洒地踏出七步便诗情翻涌，将母语中最美丽的词融合为最美丽的意韵、最美丽的思想。
而我不过是在青灯下苦皱着眉头，为自已没有一首像样的诗而痛苦不堪，完全失却了诗人的潇洒自在。这多少让我有点自卑，在那些伟大诗人的光环下，怯懦地写着。
我是一个农村长大的孩子，习惯了那种放纵和宁静。因此到城市以后，就总觉得和这里的文明很不相融，过了那许多的日日夜夜，我的内心就更加孤寂，这种落迫感比将我扔在四野无人的荒原大漠更加强烈。虽然城市里纷繁闹热，但处在这种境域，我总感觉生命是被死死压抑着的，这使得我显得很没有生机。而我也总是千方百计地逃离。
爱上文学只是一个偶然，爱上诗歌则是偶然中的偶然。在那之前，我从未想过自己会和文学这玩意儿有任务关联。我常想，倘若不是因为这个我完全没预料到的偶然，我的生活又是怎样一番景象。但是一切仿佛注定的，我这人很浅溥，没什么能耐，不知道除了拿起笔写文章之外我还能做什么，我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成为一名优秀的作家，写出一些让人喜欢的有些许价值的东西。
而且，后来我才知道，我是真的爱写作，这是否与我的忧郁有关，我不得而知。或许我天生就是为了这个我不能摆脱的东西而存在的。就算我终究不能成为伟大的诗人，也终究不能写出伟大的作品，但只要我有信念，我就还有希望还有目标还有生存的意义。我相信任何事情都是如此。我这么写过：“我坚信，只要我们不动摇，便没有攀不过的高峰；只要我们不动摇，便没有挪不动的磐石；只要我们不动摇，便没有爬不过的坎；只要我们不动摇，便没有淌不过的河。”我只想努力为自己坚持着，我不想为自己这本是很灰暗的人生留下什么遗憾。人总是需要有些遥不可及的、虚无的梦的支撑，否则就会失会活下去的勇气和意义。
高中的时候，我那么大声的骂教育，曾那么激烈的表示要和应试决裂，我那么精准的描述过哈巴狗式的教育。但最后，我却真的如同狗嵬跟在母狗后面，而且还扮得如此绘声绘色，这真的是一个莫大的讽刺。如今，我还安乐地生活在这个学校，感觉就好像是自己扇自己耳光一样。我在众人面前表现得如此粗俗和懦弱，连叛逆的挣扎的勇气也没有，不知道这是怎样一种悲哀？记得我的高中生活就是用一个个空虚无助的生活、一本一本的日记、一本一本的书和一本一本的稿纸组成的。尽管我的成绩一落千丈，并最终沦落到此，但我并不后悔，如果没有当初叛逆的我，就不会有今天的我。
事实上，我一直以叛逆者的姿态自居，然而我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反叛什么。
“当一个人感到有高飞的冲动时/他将再也不满足于在地上爬。”海伦。凯勒说。
我不知道我所要寻找的是什么，光明、自由、或者爱情？我将用什么去划破蛛网。或者，黑暗才是我的归宿。我也渴望世界到处都飘荡着花香，让阳光在每一个人心底流淌，
海子说：“我只愿，面朝大海，春暧花开。”
对于写作的一些东西，我想我也有必要说一下。很多同学看过我的东西，都是认为那样的文章太过沉重，“看你的文章就有一种想要吼的冲动，那是被压抑的疼痛。”看多了是要绝望的，因此便不再看下去，也不敢看下去。对于这一点，我不想否认，或许真的有些沉痛的东西在我的血液里流淌着。其实并不是说一定要写得那么深重，那也不是我的本意，只是写着写着，就成了那种感觉了，我总是想多给人一点希望，并不是要赶尽杀绝。
我是不写赞歌、颂词的。并不是因为他们都不值得去歌唱，也并非因为我当真偏激得要愤世疾俗。只是我觉得那些己经很好的，就没必要让我去宣扬，或许这教导会让人如沐春风。但是我更信奉鲁迅所说的，要从病态的世界里找出症绝，以引起疗救的注意。也或许是我真的很敏感，所以写的东西也总是有一种忧郁，淡淡的却又是那么清晰。总之，我深沉的写下去，我总是在暗无天日的地方思索：“他们的思想和他们的眼睛一样黑/他们的话和他们的思想一样黑。”（《诗人》陈断）
“我要在大地上/画满窗户，让所有习惯黑暗的眼睛/习惯光明。”顾城写道。
对我而言，写诗不过是一种生活方式，或者说是我生活的一部分，而我也从来不以诗人自居，我知道自己也算不得什么诗人。很多人自以为是诗人，我不知道那是什么心态，是诗人了不起么？我想，要想成为诗人，首先是要成为人的吧，如果一个人动不动就以诗人自居，动不动就谈什么高尚，那又是怎么一个人？我反正是不明白。当然至于我写的东西（有时我甚至觉得自己写的也不算是诗），只不过是些分行排列的感情罢了。因为到现在我连什么是诗都不大明白，我只是想到什么就写什么，至于他有没有价值那都已不关紧要了。
我的老师戴宇笠曾教导我，要将自己的视野放宽些，不要将自己的眼光局限在个人情感上，要找到个人情绪和时代情绪的契合点。她认为，这样才能与读者产生共鸣。但我却一直在想，一个人的东西太注重时代性，那样只能沦为郭沫若之流，到最后终究被遗忘。郭沫若在二三十年代的诗坛（甚至是文坛）上，都占据着重要的地位，然而他的文章只属于当时那个时代而已，对于后世而言，他的文章不过如此。我想什么东西才能是永恒的永久的，这才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而我总想让我的诗（姑且叫作诗）留在时间里，因为时间才能检验什么才是真正的文学，在当时当代的文学很大程度上受当代的某种狭隘的偏见的影响。所以纵然郭沫若的诗在二三十年代再怎么振撼人心，在多年之后，还是要被人遗弃。而司汤达则说：“我的这部小说（《红与黑》）要在八十年、甚至一百年后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