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在各类的报刊上发表了些诗歌，也加入了作协，但一直很忌讳别人叫我诗人。在我心目中诗人是个很神圣、很崇高的称谓，自己配不上，更担心自己的言行和举止会有损这个神圣的称号。于是总是默默的仰视着，同时也伴随着浓浓的向往。更重要的是，在很多人的眼里，诗人是个很另类的群体，他们清高、孤傲、愤世嫉俗。最令人不解的是，有些人通过一套似乎很“科学”而“严谨”的分析、论证，得出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结论：诗人很热衷于自杀。他们会给出很多活生生的例子来支持自己的观点。当他们中的一些人得知我也写诗的时候，先是冷嘲热讽式的一番赞扬，然后就用他们得出的那些“颠扑不破”的真理式结论来观察我，想用我的言行来再次证明他们结论的科学性。于是乎，同样的言语出自别人之口，再平常不过，我说出来，那就是清高、那就是恃才自傲，于是他们的结论就这样再次的得到了实践的检验，同时也得到了心理上的某种满足。
这些年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诗歌走向了没落，被社会边缘化，除了诗人自身的封闭和极端等问题以及市场经济浪潮的侵蚀而造成大众快餐式文化消费等因素之外，是否还存在其他的原因。现在从我自身一些亲身经历，终于找到了些蛛丝马迹，那就是这个社会浮躁的风气不利于诗人的成长和诗歌的创作。前一段时间收到浙江著名诗人蔡启发先生赠送的诗集《硬伤之水》，他在诗集的后序中也提到了类似的问题，于是我明白了，这样的遭遇并不是属于我个人的“专利”，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一定的共性。
在现实生活中我接触过这样的一些人，我不清楚他们对文学、对诗歌究竟了解多少，但是一说到诗歌，他们就兴奋不已、滔滔不绝，什么梨花体、叫骂派、口水派、下半身写作等等，每一话题他们都讲述的绘声绘色，有板有眼，俨然一中高级文学评论家。他们不搞创作，对当代文学的具体内容和实质性问题处于绝缘、半绝缘的状态，但是这一切一切的都无法阻挡他们对后现代文学，特备是网络文学的厌恶与憎恨。于是，在他们的嬉戏怒骂、冷嘲热讽中，一根根攻击、鞭挞后现代文学的棍子，一顶顶污蔑、诅咒当代诗人的帽子便被批量生产出来了。
无论是欧阳修“诗穷而后工”的经典论述，还是现代人所谓“悲愤出诗人”的整体概括，我们都不难看出，诗人是群敏感而又孤独的“动物”。他们捧着一颗智慧而奔腾的心，行走在现实的边缘，或高声呐喊，或浅吟低唱。作为一个整体，他们是希望被这个和谐的社会包容与吸收，可是，在现实生活中，迎接他们的往往是一根根莫名的棍子和一顶顶怪异的帽子。当生命久经无法承受之重时，所有的人的选择几乎都是相同的，诗人也不例外。
作为一文学爱好者，出于对理性的感悟和对现实的思考，我想告诉那些空头评论家们：你们有宪法和法律保障的言论自由和权利，在你们充分行驶权利和享受自由的同时，请考虑下诗人这个特殊的群体和已经没落的、但又不得不拯救的诗歌。也许就是你们无意的谈笑和有意的恶搞对诗歌的没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甚至造就了一具具诗人的白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