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台上的鸟儿已经唤我起床多时了，我依然很困。起了床才知道，清晨的时间也已过到了半个中午，我以为自己在病中，浑身没有力气。扯开窗帘，满园子的春雨，潇潇的下着，无声无息，所有的花草也因了这春雨变得格外翠绿。屋外的防护网上挂着几滴亮闪闪的雨珠，好晶莹好剔透的样子。园子里没有一个人，我的家里也没有一个人，我在自己的家中踽踽独步，我想起那些个孤独的老人，想起自己童年的家，那些个飘失的院落……
童年的家有三个。第一个家是爸爸迎娶妈妈的新房。只有一间房子，和三叔的房子连在一起，房顶上有阁楼，在一棵歪脖子的高大的枣树下面，听姑姑后来说那房子是作建筑匠人的爷爷自己利用枣树的位置设计的。每逢屋里来了姨娘之类的亲戚，父亲总会早早的从一个木制的梯子上爬到阁楼里睡觉。因为年龄小，不敢爬梯子，阁楼对于我始终是个秘密。终于有一天，在小伙伴的帮助下，我爬了上去，我看到了父亲的许多书藉，整整齐齐摆放在小阁楼的窗户下面。远离窗户的地方黑漆漆的，什么也看不到。那间房子的屋门是黑色的，有着高高的门槛，那时的我常常一个人从门槛下面偷偷爬出来玩耍。
第一个家院子很长，狭狭的，出了院子要下一个小坡才能走到大路上。记得有一年的春天父亲在坡的四周插了些柳枝，这些枝条很快就长成了柳树，绿丝丝的垂挂在坡的两旁，煞是好看。每当我走过柳树，总会自己纳闷，随便一根木头就可以长成一棵大树吗？父亲告诉我，只有柳树。院子里那棵枣树每年总会接出很多很多的枣儿，是长尖型的，丰收的季节，叔和哥哥们总会抱着枣树摇一摇，给我些许惊喜。那种枣儿我后来再也没有见过，只记得它有很甜很甜的味道。
在那个狭长的院子里，除了住着爸爸和三叔还住着爷爷的哥哥——我大爷家的所有的人。大奶是个高个子黑脸女人，喜欢猫，长年累月的养着，有黑色的还有白色的，猫是不恋家的，总会跑丢，这时大奶就会拐着小脚满院子咪咪咪咪的叫着找。印象最深的是一只花狸猫，总在春夏夜深人静的时候，怪声怪气的叫上大半夜，扰的人们不能安睡，第二天我会听大奶给院子的人说昨晚狸猫又叫春了，说这话时她还总是一脸的抱歉。
大奶家有两个孙子，因为长的黑，长辈们唤他们叫大黑蛋、小黑蛋，很是娇惯。他们和邻居家的金霞银霞姐妹俩是我童年的伙伴。大黑蛋哥长我半岁酷爱看书，三四岁的年纪就会和我爷爷下象棋，还知道三国里的各个人物，他时常讲给我听。我们五六岁时我和他争论起毛泽东和朱德谁聪明的问题，他坚持说是毛，我硬说是朱，因为我听父亲说朱德是总司令，打了好多胜仗。这件事后来被妈妈知道了，妈妈狠狠的教训了我并说，以后不准在外边说中央领导人的事，可能我说毛主席的一句话就会招来弥天大祸。我似懂非懂的点头，心里怨恨哥哥，为什么要告诉妈妈这件事。
院子的一角架着个青石砧，父亲时常用毛笔蘸着水在那上面练习写大字，三叔也偶尔坐在那里吹个笛子。大人都不在院子的时候，我会站在青石砧上和金霞银霞练习往下跳。我们唱着不知从哪里学来的童谣：一只胳膊长，一只胳膊短，一蹦蹦到南山湾…。来回的甩着臂膀，看谁蹦的远。有一次我使足了劲，竟然一下子蹦到了地窖里，将胳膊摔的脱了臼，害的爸爸妈妈跑到正骨院看了医生才算完事。
第二个家是在我七岁那一年搬去的。在一条街的中间位置，周围全是外姓人家。院子里同样有棵枣树，只是很小的那种，叶子稀稀落落的，每年的春天总会开着一树细碎的白色枣花，我渴盼着它也能有一天结出长尖型的枣儿来。母亲说如果它能结枣儿一定结的是小灵枣。我不懂什么是长枣什么是灵枣？我的盼望慢慢的变成了诅咒，我希望它死掉，我好重新种一棵爷爷种的那种枣树。这棵枣树一直没有死，一直到我们搬出那个院落，它也没有过收成。
那个院落是非常破落的，地面是硬硬的土，母亲总会反复的清扫才可以做到干干净净，我和其他的孩子们会在这样的地面上玩一些女孩子文明的游戏。厨房的屋顶有一个硕大的洞，站在屋子里可以看到蓝蓝的天，捱着厨房的西屋可能因为是一个顶棚的缘故，下雨的时候母亲总会找来大小的盆和罐子放在漏雨的地方接雨水。我和妈妈还有弟弟全住在东屋，我睡的小床是一个麦仓，象一个长方形的柜子，上面铺着母亲亲手织成的棉线条纹床单，我心里老想着那床单不好看，搭在柜子上就更难看了。夜晚睡下的时候，母亲总会搂着弟弟唱一些老歌，象歌剧《江姐》里的“到明天”那样的段落。
那个时期家里没有父亲，他在搬了家之后的一个冬天去了西北武功农场，母亲说父亲因为站错了队才走的。我始终不知道父亲是站在了什么队伍里才被逼到了陕西农场。母亲在我们睡熟的时候总会悄悄哭泣，我在睡梦中醒来，一动也不敢动的盯着房顶，不知母亲为何而泣。在那间东屋的抽屉里，我无意间看到了母亲的日记，她写了自己的孤独和无助，还有告诫自己要坚强之类的话，那是我生平唯一看到母亲最为心灵的东西，我默默替着她忧愁，却从不敢多言语。
第三个家是我现在依然惦念的娘家。那个一年一年破落的院子。到了七九年，父亲终于回到了家乡。我们全家住上了新房，那是个七分大的院子，有一个包含着三间房的大屋，矗立在院子的后方，前面有两间厢房，我和弟弟各自住着。院子里同样有树，但再也看不到童年的果树了。两棵高大的泡桐树在春天总会开着无数紫色的喇叭花，一树的热闹一树的芬芳，站在院子里就可以闻到它们的香味。我很喜欢这个家。
我一个人常常坐在屋子里读书，桌子上明亮的台灯在夜色里映出我勤奋的背影，我的父亲只争朝夕的大干着社会主义，夜夜午时才会回到家里，看到我还在读书，他会悄悄的将取暖的火炉放在我的身后。夏季的夜晚我坐在院子里的石桌前，微风送来一阵凉爽，也将我点燃的煤油灯火吹送的跳跃着，总有要熄灭的意思，我会拿来一张纸，父亲帮我卷成圆柱形替我罩在煤油灯四周，那光亮虽然昏黄些但却有了许多柔和。
在这个院落里，我遇到了升学的问题。好长时间踌躇着不愿意丢掉自己喜欢的音乐去参加高考，当一场大水冲坏了我的杨琴之后，我大哭了一场，并在院子的大门上贴了一张“告全家宣言书”，声明说如果家里不给我买乐器，我绝不上高考的战场。父亲无奈托人给我做了一把二胡，每天的早晨，我会面壁坐在屋檐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