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本是极为沉重的，凡是搬运过书籍的人都会有同感！
每每读到台湾作家孙晓未成名前，在台湾的超市中贩卖图书，每卖出一本黄易的《大唐双龙传》，即附赠一本自己的《英雄志》时，心头就会不由的一阵感慨。
有时侯，书本确实是极为沉重的，尤其是在你踏上了“读书”这条路后，书本的重量就成了你人生的全部重量所在！而与这沉重书本紧密相连的，就是读书人三个字。自古清标傲骨的狂生常有而以富贵终老的书生却不常有，于是，在这“读书人”三个字的斯文外表之下，似乎也自然而然的平添了一分辛酸之意！
天下熙熙，皆为名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而在这熙熙攘攘的天地之间，读书人却自然而然的被定义成了一切诱惑的自觉抵御者。传统的儒家人格设计教导书生，要“存天理，灭人欲”，要“静心修德”，要自觉的抗拒一切世俗的欲望和诱惑。其中，做的比较好的被儒家所推崇发扬，成为了受万世敬仰的圣贤楷模。有“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颜回；有以一篇《岳阳楼记》而名垂青史，“先天下而忧，后天下而乐”的范仲淹；也有于清朝末年“挽狂澜于即倒，扶大厦之将倾”、被封建社会誉为“千古完人”的曾国藩；还有“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汉青”的文天祥。他们都是用坚忍的志节换来了历史和文化的认同彰表。
可是从古而今，真正能够做到在富贵面前不动摇，权势面前不谄媚，横暴面前不低头的文弱书生毕竟还是少数，许许多多意志不坚定的书生们被物欲横流的世俗风浪所裹胁，随泥沙俱下。有的丢掉了本分，如《铡美案》中的陈世美、《琵琶记》中中了状元不认发妻赵五娘的蔡伯喈；有的迷失了自我，如篡权乱政的田横、王莽，清朝第一贪官巨蠹和珅；还有的丧失了人格，如陷害忠良的秦桧、丧权辱国的袁世凯、卑膝求荣的汉奸汪精卫。他们自然而然的被儒家剔除出了书生的行列。“不为圣贤，便为禽兽。”儒家经典又一次为书生们划下了界限森严的人格标准。
“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可是，也许连设计了这一人格理想的“卫道”圣贤们也想象不到，白衣书生们摒弃诱惑，朝着他们设定的人格境界前进的道路竟会是这样的艰苦多磨，付出的代价竟会如此之高！
遭贬逐的林则徐言道：“苟利国家生死已，岂因祸福趋避之。”被罢官的海瑞明志：“三生不改冰霜操，万世常留社稷身。”断头台上，鉴湖女侠秋瑾高呼：“拼将十万头颅血，需把乾坤力挽回。”五丈原头，诸葛武侯一声长叹：“鞠躬尽萃，死而后已。”这些青史留名的将相书生们，用热血和生命书写了人格所能达到的最高极限，完成了自己一生最为盛大的人格献礼。
一死容易苟活难，与已经作古的人相比，那些在苟活中坚守志向、保持节操的书生更难。所以我们才会用敬仰的眼光去看待居匈奴十九年而志节不改的牧羊苏武，才会用欣赏混合着同情的心理去聆听才高命薄的蔡文姬弹奏她的《胡笳十八拍》。浩如烟海的五千年历史中，有些人如匆匆过客，滔天权势、功名富贵转瞬即释，有些人却如日月经天，声名事迹熠熠生辉、永垂青史。
可在历史的光芒所照射不到的旮旯缝隙里，还有更多的白头书生们则是在现实的泥沼中苦苦挣扎，执着而又坚忍地固守着自己的精神家园。刘禹锡居陋室而言：“以天地为家，不嫌室陋”；曹雪芹披阅《红楼》十载，一生潦倒、辛酸自知；民国“卖文为生”的蔡东潘在“演义救国”思想指导下，终其一生创作了系列长篇“二十四史通俗演义”小说，借古人事迹，抒自己怀抱。
如果我们能够感受到个体生命与大时代或者说浑浊世俗对抗时的力量是多么的渺小，也许我们就能理解历史上中国书生是多么的不易，他们的生存状态是多么的乖丯和荒谬，就能明白他们是如何肩负着重压，抱持着文明的火种，从远古洪荒一步步蹒跚走来。
我之不幸生为书生，我之大幸长在太平！
既然我拿起了书本，做了书生，就不能回头；
我已经拿起了书本，做了书生，就不会回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