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行政成本高居世界第一”，这句话不是无的放矢。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范柏乃，写了一首打油诗，“一根烟二两油，一顿饭一头牛，屁股底下坐栋楼。”这首诗形象地反映了当下是各类行政机构人浮于事，开支奢靡的通病。
据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的调查：从“2005年到现在，行政经费的增加额度，以每年1000亿元的速度递增，中国公务员的职务消费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近1/4。”
行政开支居高不下的原因之一是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刘锡荣说：4年前全国公务员是600万人，现在已增加到1000万人，一年增加100万人。他感慨地说：“老百姓再勤劳，也养不起这么多官啊！”虽然国家公务员局的一位负责人表示，公务员有1000万“这个说法与实际情况不符。2011年的公务员统计数据尚未出来，据公务员主管部门对2008年、2009年、2010年的数据统计，全国公务员的数量分别是659.7万人、678.9万人、689.4万人，近两年年均增长约15万人。此外，我国还有88.4万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群团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就以这位负责人的话说，公务员年均增长约15万人，那么2011年公务员的人数应该是689.4万＋15万=704.4万。再加上88.4万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群团机关工作人员，也近800万。刘锡荣的估计并不算过分夸大！
刘锡荣说：现在有些地方乱设机构，乱定级别。“这两乱两超给买官卖官留下无尽空间。”他还说：一些乡镇好几百个干部，小汽车停了好几排。一些地方政府秘书长有十几个，每个秘书长都要给房子，配车子，这些支出最终都是老百姓买单。官员编制庞大，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就以一所普通完中，或三星级以上的高中而言，通常都配有四个副校长，相当于于国务院副总理的编制。需不需要这么多的官，官多了效率是否就高了，没有人说得清。但官多了，行政开支必然增加，民众的负担必然增加，这是不争的事实。
因此刘锡荣建议制定《编制法》，制止“官满为患”。但刘锡荣又说，缺乏法律约束还不是“官满为患”的根本原因。他举例说：不少中央部委的副部长、副主任超编，而且长期得不到治理。中组部关于副职干部编制配备的通知，早就下达，但并未有能阻止官员超编的事实。刘锡荣说，这表明法律缺位不是根本原因，根源在于体制缺陷。说到体制这座大山，任何人都会对它望而却步。我们年年在说体制改革，但均未见中央有所动作。就连中组部的通知，都无力阻止干部超编，还有谁的权力能超过中组部呢。
刘锡荣原系中纪委副书记，他深有体会地说：官多了不好管，供养成本、教育成本、监管成本和违法违纪查处成本都很高。供养成本高是个什么概念，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说：中国每年的公务用酒，要喝干一个西湖。这个数字的确有点吓人，古时用“酒池肉林”形容统治者的奢靡，可再大的酒池总不会比西湖大吧。足见现代官吏的奢靡，比起古代统治者，有过之而无不及。
人们把热衷于报考公务员的人称之为“考碗一族”，“碗”是指“饭碗”。现在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的“铁饭碗”被打破了，只有公务员还是名副其实的“铁饭碗”。而且这只“铁饭碗”极其豪华，这就是近年来“考碗族”出现“井喷”的原因。公务员队伍的不断扩大，形成时下人浮于事的现状。既降低了办事效率，也增加了百姓负担。刘锡荣说：“如果600万大学毕业生都去考公务员，这是历史的倒退。”
新近出台了有关公务员考核的新规定“连续两年年度考核被确定为不称职等级的，予以辞退。”这意味着被视为“铁饭碗”的公务员岗位首次出现“纸面上”的退出机制。
公务员队伍扩大的现状必须得到遏制，人浮于事的现状必须彻底改变。然而人们在关心：辞退不称职的公务员，奖励和晋升称职的公务员，应该由谁说了算？这个问题不能很好解决，那么再好的政策也是空的。仔细琢磨一下后得知：《规定》中，对公务员进行考核的是本机关负责人或授权的考核委员会。实际上还是公务员考核公务员，在公务员群体内部进行公示，依然存在着考核权力过于集中和以人为主导的弊端，公务员的“生死”大权实质上掌握在个别领导的手中。并且考核中“德、能、勤、绩、廉”五方面表现和工作实绩也过于概念化，很难操作。因此期望公务员队伍人浮于事的现状，能在短期内得到改观，恐怕并不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