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一所农村小学任校长。2006年春天，县文教局组织我们到北京学习。观摩名师讲课，听知名校长做报告，到各区的一些知名小学参观，五天的日程安排的满满的。
几年过去了，当初听了些什么，早就记不清了，唯有参观两所名校的所见所闻，却怎么也忘不掉。
先说第一所小学。
参观这所小学，我真应了一句话，刘姥姥进大观园——看花了眼。这所小学有多豪华，有多现代，我说不上来，因为有太多的设施，我从未见过，连名子都叫不上来。看看学校的简介，这所小学还有游泳馆、乒乓球馆等十几个体育场馆。当然这些地方，我也懒得去看，看了又能怎样？我们学校，连学生吃水都困难，还奢谈什么游泳馆！
文教局是安排我们来参观学习的，可面对这样的小学，我能学到什么？看了一会儿，我索性离开学校，跑到大巴上抽烟。司机是地道的北京人，极能侃。他告诉我：这所小学太“牛X”了。2002年的时候，市里投资2亿多元，建了这么一所小学，在世界上都数一数二，连外国总统都到这参观。司机还说，每到招生时，说情的条子满天飞，前年招生时，一位副市长亲自打电话给校长，想安排个学生，校长却答复：“早就招满了，没法安排”，随后便挂了电话。
安排个小学生，能算多大一点事儿？一个小学校长能算几品官？居然还要副市长亲自出面说情。更让人不敢想象，一个小学校长，竟然连副市长的面子都不给。京油子，卫嘴子，北京人善侃，司机说的，我权当笑话听。
后来，偶然上网，才知道，司机说的也不会是吹牛皮，这所小学的确厉害。有一年，巴西的副总统访华，到学校参观，他都惊呆了，中国，连小学都这样气派，其教育水平得多高？贵为一国副总统，什么没见过？他居然会被中国的一所小学震惊。由此，也不难想见这所小学牛到了什么程度。网上还说，这位副总统回国后，立马跑到议会，流着眼泪向全巴西人道歉自责，承认政府忽视了教育，被中国远远的落在了后面。
看了这则报道，我心里平衡了。人家是副总统，都震惊于中国小学教育的先进，我一个农村小学的校长，眼花缭乱，也不是什么丢人的事情。。
还有一所小学。说到他的硬件设施，当然比上面那所小学寒酸多了，因为这所学校的大部分东西，比如电脑、多媒体、大背投电视等等，我都认识，能叫得上名子来。难怪陪同我们参观的那位学校负责人抱怨，区里偏心眼，把钱都投到了个别学校，对他们学校不够重视，比如他们想搞点校园建设，想在校园西面建成一堵五十米左右感恩墙，计划投资120万，预算报上去，上面却只批给了80万，钱不够，没办法，只能建成这个样子。
听了这话，我鼻子发酸，泪水含在眼里，差点掉下来。北京物价高，80万也许不算什么，可我要是有这80万块钱，那可就解决大问题了。
2002年，我们学校已经破旧不堪，计划搬迁重建。找县里，局里，乡里，我不知道跑了多少趟，被人家象皮球一样踢来踢去，最后总算筹集到了60万元。可建新学校，至少得75万，那15万，我上哪弄去？
半年多，我一直为这15万元发愁。2002年春节前，突然来了好消息：有一个台胞，抗战时，曾在我们这一带打过仗，老人家故土重游，想给县里捐些钱资助教育。县里确定了两所小学，供人家选择：一是我们学校，再有就是邻乡的一所小学。受这位台胞委托，市台办的人前来考察，最后决定给哪所小学。
一听这话，我来了精神。
家乡以盛产苹果而闻名，我派一位老师，找到一位鸭梨经销商，花高价买了十几箱最好的苹果，准备送给市台办前来考察的人。苹果买回来之后，我还不放心，又找了两位心细的女老师，把那十几箱苹果又逐个检查了一遍，捡出了个头小或有些破损的。
市台办来的那天，我特意换了身西服，还破天荒系上了领带，打算给人家留下个好印象。市台办的人要走了，我一使眼色，几位老师赶紧把苹果搬出来，打算放到人家的车子的后备箱里。市台办的人几次谦让，才让装车。偏偏这时候，出了乱子。当时有十几辆车停在学校里，附近的老百姓闲得难受，跑到学校看热闹，围了好几十口人。市台办的人当着老百姓的面，怎么好意思收东西，最后，苹果还是没送成。
不知道什么原因，反正最后，那位台胞的捐款给了邻乡的那所小学，我们的希望全落空了。
十五万的资金，迟迟没有着落，新校无法动工，我心里着急，却想不出一点办法。后来，有人给我出主意，新校先动了工再说，钱慢慢想办法，就是新校建到一半停下来，也不要紧，反正新校已经动了工，县里总不能看着不管。
从2003年春天，到2005年秋天，新校时建时停，三年多以后，总算把教室盖好了。孩子们是搬到了新学校。可是因为那十五万的资金还是没有着落，所以新学校没能垒上围。新校前面是个大水塘，我担心那些调皮的孩子会跑到水塘边戏水发生意外，天天派老师轮流到水塘边看守，我知道老师们有怨言，可我又能有什么办法呢？
临近年节的时候，十几个农民工们再次找到学校，讨要工钱。新校的地基原是一个大坑，十几个农民，2003年，用拖拉机整整干了一春天，才垫完土方。当时，欠下了人家6万块钱的工钱，三年多了，迟迟还不了。
这十几个人追着我讨要工钱，他们在办公室里整整做了一天，不给钱就是不走。他们又吵又闹，还扬言，若再不还钱，就一块到我家过年。我又气又急，还不敢发火，当初是我雇的他们，钱，人家自然要冲着我要。内心里，我也觉着对不住他们，农民们都不容易，六万块钱，对他们来说，不是小数目，已经整整欠了人家三年多，却还不上，这事搁在谁身上，也着急。我只能好言好语的安慰，解释，答应明年一定还钱，他们这才离开学校。
因为我答应明年还钱，农民们才走，可，明年，我上哪里弄钱还人家。2007年春天，开学后，有一天晚上，我看电视，县长讲话，说是北京就开“两会”了，当前，最重要的任务是维稳，不能有一例越级上访，更不能进京上访。听了县长的讲话，我茅塞顿开。第二天一早，我找到了县文教局局长，我告诉他，我们盖新校欠了农民6万块钱，将近四年了，一直还不上，农民们想趁着北京开会之际进京上访，我怕他们闹事，给局里惹乱了，赶紧到局里来汇报。
局长一听，也着了急，立马答应局里给拨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