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琰五言《悲愤诗》的悲剧心理探析
魏晋以来，我国诗歌创作走向了“诗缘情”（陆机《文赋》）的道路，一些进步诗人们感伤于时代动乱，民生疾苦，功名难就。一时诗坛上掀起感伤的思潮，以汉末“古诗十九首”为代表。而与其同时期同风格的女性文学代表作家是蔡琰，她的自传体抒情诗五言《悲愤诗》、骚体《悲愤诗》和《胡笳十八拍》，写尽时代的动乱、人民的涂炭和自己内心的悲愤，由于女性极其细腻的感悟和深入灵魂的抒写，致使蔡琰及其诗在中国古代建安文学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不但再现了历史，而且深入地揭示了动乱给人民尤其是女性带来的心灵创伤。从接受美学上看，读后令人在百感交集中获得悲剧美的享受。
一蔡琰独特心理感受的客观条件
㈠、惨痛的经历：
据《后汉书•董祀妻传》载：蔡琰“蔡邕之女也，名琰，字文姬，博学有才辩，有妙于音律，适河东卫仲道，夫亡
无子，归宁于家。兴平中，天下丧乱，文姬为胡骑所获，没于南匈奴左贤王，在胡十二年，生二子。------后感伤乱离，追怀悲愤，作诗二章。”可见，蔡琰是一代名儒之女，具有忠君爱国之志，所以亲情、友情，都不能战胜思乡之情；身为受儒家伦理文化影响的女性，惨遭动乱被胡人掠为妻的难言之情，只能用“人俗少义理”轻轻带过，那种难言的羞辱却深深地内化到心灵深处无法宣泄。而作为母亲，对亲生骨肉的割舍，更能催跨女诗人全部精神支柱。这是《悲愤诗》感人的心理原因。
㈡、特殊的心理素质：
心灵受到剧烈创伤的女诗人，呈现出独特的心理状态：
1、沉郁的心境。“心境就是诗人在某段时间内具有持续性、扩散性而有弱化了的情绪状态。有人把它称作心情或情态。”①这是诗人创作的本源。《悲愤诗》的情感基因就是这种沉郁的心境。
2、忧患的思维定势。前文说过，蔡琰是儒家的后代，儒家“先天下之忧”的忧患意识，致使蔡琰的个人之情中包含着更多的国家之忧、民族之恨、百姓之苦。也正是这种情感使得蔡琰的诗如此凝重、深沉，具有现实意义、历史价值。
3、不平的情绪。这是古代文人的一种反抗心理。正是这种情绪使得《悲愤诗》具有一定反抗的力度，而没有流于哀伤颓废。
㈢、《悲愤诗》情感抒发的特点：
1、真切感人。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大家之作，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以其所见者真，所知者深也。”蔡琰所见史实，我们在《后汉书•董卓传》中得到证明：“斩截无孑遗，尸骸相撑拒。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旦则号泣行，夜则悲吟坐。欲死不能得，欲生无一可。”同一时代的王粲也有“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的诗句。如此的现实，再加上“母子生离死别”的细节，又为中国古代文学史增添了记录现实的证据。这应该是古代女性文学的独特价值。
2、矛盾复杂。人生最大的痛苦在于两难取舍。骨肉与故乡，胡地生存与儒家伦理，种种复杂矛盾，形成反向的张力，撕裂了女诗人的心灵，我们能看到这种情感困境中一个顽强生命的挣扎与跃动。
3、个人情感中负载着人类的共同情感。这是建安诗人创作最宝贵的地方，蔡琰也不例外。但蔡琰更多宣泄的是女性人类的独特感受和不幸遭遇。喊出的是女性对战乱的抗议。尤其是身为女性沦落匈奴的难言之隐，我们从后来出塞的王昭君的心灵历程能得到补证。
4、揭露与批判。以女性独特的抒情方式揭露和批判动乱黑暗现实是《悲愤诗》的价值。蔡琰的抒情方式可谓呼天抢地，悲痛欲绝。“彼苍者何辜？乃遭此厄祸！”这是对暗无天日的社会现实最强烈的批判。
二《悲愤诗》中形象的心理透视
形象和情感是中国古代叙事诗的两大属性。与写景诗的“情景交融”一样，叙事诗的主旨必须通过形象解析才得以揭示寄予其身的思想感情。蔡琰五言《悲愤诗》的有如下三个细节再现不同的形象寄托女诗人真挚的情感：
㈠、母子离别的细节：
“儿前抱我颈，问母‘欲何之’？人言母当去，岂复有还时！阿母常仁恻，今何更不慈？我尚未成人，奈何不顾思！”仅仅40个字，生离死别、血肉相连的母子形象跃然纸上。而女诗人用小儿的形象与天真幼稚地责问，展示孩子对母亲的身心依赖和这种依赖的天经地义，以此写出母亲对儿子的内疚之情。全诗没有写母亲对儿子的答复，而是用了“见此崩五内，恍惚生狂痴”的心理感受写出了被母子之情折磨得极度痛苦的母亲形象：双手抚摩儿子，号哭不已，车欲启程，欲归不忍。战乱时代一个被爱儿母性与爱国深情撕裂的母亲的内心情感，通过“崩五内”、“生狂痴”的内心感受抒写出来，细腻、精深、催人泪下。割不断的骨肉之情，剪不开的故土之恋，不能两全的矛盾心理，造成一个慈母心灵无尽的痛苦，这是对动乱社会最好的控诉，而对母亲痛苦心灵抒写的悲剧美学效果是男性文学无法比拟的。这是女性文学的独特美学价值。
㈡、与“同时辈”离别的细节描写。
“兼有同时辈，相送告离别。慕我独得归，哀叫声摧裂。马为立踟躇，车为不转辙。观者皆唏嘘，行路也呜咽。”亲情、友情，一直是重情的女性难以割舍的情感。动乱的时代让女诗人受尽亲情的折磨后，又加上友情的煎熬。一个“兼”字写尽了这种“梧桐更兼细雨”的痛上加痛，“相送”写出友情之重，而“慕”字写出了女诗人对同来姐妹不能与自己一起归回家园的同情。正是这种近似手足的友情，才使蔡琰更加痛苦。这种痛苦用了侧面烘托的写作手法。
㈢、归回家园所见情景的细节描写。
“既至家人尽，又复无中外。城郭为山林，庭宇生荆艾。白骨不知谁，纵横莫覆盖。出门无人声，豺狼号且吠。”女诗人离家别子，回到魂牵梦绕的故乡，看到的却是“荆艾”、“白骨”、“豺狼”。那种情感失落之悲，战乱造成家乡肃杀之愤，一一灌注在这些景物之中，不仅达到了“情景交融”的艺术效果，而且承接前文，将悲情推向了极点。至此，战乱给人民造成的心理创伤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
总之，蔡琰《悲愤诗》以自身情感为枢纽，贯穿了一幅幅社会现实画面，一个个人物形象，一串串悲欢离合的情感片段。以心灵折射社会，这是女性文学最大的价值。而情感的浓重又使作品更加深入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