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爆发至今，约有九十年的历史，而国内外对五四运动的研究也备加重视。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分期、发展过程、内容、特点、口号及性质的研究，可谓车载斗量。本篇主要探索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研究方面，对建国以来尤其是近几十年来的研究成果进行综述。
五四运动不仅是一场伟大的爱国主义运动，而且还是一场文化革新运动和一场空前的思想解放运动。它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及其他各种新思潮在中国的传播，极大地提高了中国人民的觉悟，推进了新式知识分子群体的成长，它揭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从此中国革命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因此，对五四运动思想方面的研究，始终是国内外学术研究的一个热点和重点。笔者试着对所视范围内的研究成果进行整理和综述，并尝试着提出一些浅显慨谈。至于其他方面的情况，则不列入综述范围，只在必要是稍加涉及。

“五四”精神与传统文化问题
在海外五四运动的研究者中，友人因崇儒立场出发，对五四精神持否定态度，提出“五四”是全盘否定传统文化和主张全盘西化的论断，甚至认为“五四”是“文化大革命”的先河。这种观点传入国内，友人赞成，也有人反对。反对者认为：“五四没有全盘性的反传统问题，而主要的是反儒家的‘吃人礼教’。”不能把儒学与传统文化等同起来，“五四精神在反儒家的问题上要求诸子争鸣的学术自由空气”，“即令对儒学，五四启蒙者也并没有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五四机关凝神的光辉成就在于“它反对具有强烈封建色彩的纲常伦理与吃人礼教”，但是“五四启蒙者对于传统文化缺乏全面的再认识估价，经过批判时应该保存下来的保存下来，吸收融化在新的思想体系中”，这是它的毛病所在。[2]
有的论者对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作出分析，认为这是一个有严重缺点的口号，不应完全肯定。这个口号没有准确地概括出当时评孔思潮的主流，它对民族文化采取了“虚无主义的态度和极端片面的思想方法”。能够体现当时思想主流的口号，应该是反对“吃人的礼教”。这个口号由鲁迅提出，经吴虞等人响应，风靡一时。[3]
陈娟认为五四运动以西学反思和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文化为主流，其出发点是构件新的价值体系，以反对封建复辟和传统文化的改造为主题。在陈娟的观点中，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反封建的勇士们响亮地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是战斗的主将和先锋。从当时的历史条件与文化背景来看，陈娟肯定了陈独秀反孔排儒思想的历史意义和价值，但也指出了其局限性。[4]
李勇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反礼教思想进行了现代性解读，他认为“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的运动虽然对儒家思想进行了有力的批判，但是这种批判并不足以实现启蒙的任务。儒家思想并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部，对中国人的实际行动产生影响的许多深层的观点都超出了儒家礼教的范围。启蒙思想家在批判儒家思想时疏忽了这一点。因此，完成启蒙的任务的关键不在于窜则一种新思想取代儒家思想，而在于如何将这种思想变成真正能支配人的行动的准则。[5]
张艳国站在五四时期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把批孔思潮与新文化运动相联系。他认为这种关联性表现为：新文化运动以评孔批孔为焦点，以新旧对立为区别，在三个领域以三条相互联系的线索展开。虽然三条线索在空间上是平行发展的，但在逻辑上则是不断推进的，由此掀起了长达八年的汹涌澎湃的新文化激流。五四时期的评孔思想与新文化运动的良性互动关系，为中国社会的近代变迁增添了丰富而崭新的时代内容，在中国思想史上翻开了新的一页。[6]

五四运动的比拟问题
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研究，过去不少人把它比拟为中国的“文艺复兴”和中国的“启蒙运动”。持这种观点的人很多，如胡适始终把五四新文化运动称做“中国文艺复兴运动”；30年代“新启蒙运动”中，论者们称“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个典型的启蒙运动”、“中国第一次伟大的启蒙运动”；李何林于1948年写的《五四运动》小册子，称“中国的‘五四运动’是中国的‘文艺复兴’，是中国的‘启蒙运动’”。丁守和、殷叙彝把他们论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著作定名为《从五四启蒙运动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李泽恩在其《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中也使用“启蒙运动”的提法。
近来有些学者对此提出异议，认为“除了‘启蒙’这个词可以在极广泛的意义上使用于世界各地的反封建斗争之外，把20世纪发生于中国的五四前期新文化运动比拟为欧洲14-16实际发生的‘文艺复兴’或18世纪发生的‘启蒙运动’，是很不恰当的”，两者不能相提并论。五四前期的新文化运动，“只是‘文艺复兴’在一个落后国家里的微弱的回声”。[7]
还有论者提出：文艺复兴运动带着“拨乱反正”的性质，有古希腊古罗马文化作为正的前提；而五四运动不承认有正的前提，它不是拨乱反正的运动，而是对正统文化展开全面批判。[8]

五四运动和思想解放
五四运动的思想解放运动历来是人们重视研究的课题。周扬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纪念五四运动6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作专题报告，提出“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的概念，而五四运动是其中的第一次。他指出：“封建传统的打破带来了思想的大解放，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共产党的建立准备了不可缺少的条件。毫无疑问，这是五四运动最重要的成就。”[9]
民主与科学是五四思想解放运动的两大口号，也是近代传入的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集中表现。研究者们对这两个口号给以格外注意。他们指出：民主首先是反对专制争取民主的一种政治要求，同时也是反封建的思想武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当时虽然在世界范围内已是旧思想。但在中国还是新思想”，[10]它在反对封建思想革命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安涛从解放思想与社会发展来谈五四思想解放运动的启示：人类思想的每一次解放，必然带来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五四运动是一场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给中国社会的发展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解放思想和社会发展的辨证关系，要解放思想，以便不断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在新的时期，使思想得到更大的解放，以便促进社会进一步发展。[11]
许多学者对五四运动的思想解放持肯定态度。沈世峰将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