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势造英雄，英雄有用武之地；时势造酒徒，酒徒有使酒之理。存在就有它的合理性。
魏晋时期，天下多故，名士常借酒避世。阮籍、刘伶、嵇康、阮咸、向秀、山涛、王戎七人，崇尚老庄，轻视礼法，远避尘俗，志趣相投。他们狂妄任性，借醉来表达自己的洁身自好、不入浊流的清高，常聚于竹林之下，纵酒谈玄，借酒浇愁，酣饮赋诗，人称“竹林七贤”。
酒是“竹林七贤”生活的大部，他们的共同特点是都好喝都能喝：阮籍“饮酒昏酣，遗落世事”；稽康喝酒“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刘伶更是一个大酒鬼，“一饮一斗，五斗解酲”；阮咸喝酒不用杯而用盆，并愿与群猪共饮；山涛“饮酒八斗方醉”；向秀、王戎后来虽身居显位，酒量和胆量都大得惊人。
“竹林七贤”的饮酒放达，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时司马氏专权，独断专行，以血腥的手段排除异己，因此许多名士被杀，时有“名士减半”之叹，造成政治上的恐怖局面。于是“竹林七贤”就以饮酒作为麻醉自己、躲避迫害的一种手段，并且颇有效果。《石林丛话》中说：“晋人多言饮酒，有至沉醉者，其意未必真在酒，盖时艰难，人各惧祸，惟托于酒，可以粗远世故。”可见，所谓的以酒避祸也是出于无奈，“竹林七贤”之饮酒也确实起到了保护伞的作用。
最典型的例子当属阮籍借醉避亲，据说阮籍的女儿长得很漂亮，司马昭为拉拢阮籍，要与他联姻，做个儿女亲家。这事当然不好直接拒绝，皇上惹不起，又想保全自家名节，阮籍便天天喝醉，一气坚持了六十日，皇上也只好“不得言而止”，致使皇上想治罪于他，皆因酣醉而获免。
“竹林七贤”崇尚老庄思想，追求超然物外的“自然”、“真”的境界，这种境界现实中是没有的，只能在酒中方能寻得。老子云“道法自然”；庄子说“醉者神全”，并说“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故强哭者虽悲不哀，强怒者虽严不威，强亲者虽笑不和。真悲无声而哀，真怒未发而威，真亲未笑而和。真在内者，神动未外，是所以贵真也。其用于人理也，事亲则慈孝，事君则忠真，饮酒则欢乐。”因此，饮酒的欢乐正是从开怀畅饮中所获得的“真”的境界。“竹林七贤”正是庄子这一思想的积极实践者。
沉湎于诗酒而不为俗事所动，确是件不容易的事，心如止水非一般人可为，何况又喝了酒？有一次，刘伶酒后与人争执，人家抡起老拳要揍他，他却慢条斯理地说：“鸡肋不足以安尊权！”想打他的人“笑而止”。这种自甘受辱而不吃眼前亏的举动，一般人是做不到的。阮籍为酒而请任步兵校尉；稽康辞官打铁，当山涛（字巨源）举荐他当官时，他竟写了《与山巨源绝交书》；刘伶嗜酒如命，尝乘鹿车，携酒一壶，使人荷锸而随之，谓曰“死便埋我”。可见酒在竹林七贤心目中的位置。
“竹林七贤”的行径虽为时人所非，但却为后人所称道。除却表象上的狂妄自大，目中无人外，却从深层次上揭示了为人为生活的人生道理。唐文学家皇甫湜非常羡慕“沉湎于酒”的“竹林七贤”，他在《醉赋》中，称他们是“心游于梦，境堕于烟，六腑漫漫，四肢绵绵”，“遗天地之阔大，失膏火之消煎”。
“竹林七贤”之饮酒，重于行而轻于言，不像我们总讲些酒的大道理，到酒桌上就没动静了，他们所存的诗歌中涉及酒的非常少见，为什么“实践”得如此轰轰烈烈，而不重视酒的“理论”呢？也许是因为畏馋忧祸、不留口实之故。
李白说：“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看看“竹林七贤”，诚哉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