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人类关于昨天的记忆。文化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是人们长期创造形成的积淀物。事实证明，历史文化与写作二者关系密不可分，是历史提供了写作的土壤，同时又是写作这一独特的方式使历史以文本形式传承下来，成为人们不断汲取知识开创未来的源泉。本文试从如下三个方面就历史文化和写作的关系作粗浅探讨。
一、历史知识是写作者应具备的文化修养
中华民族拥有悠久辉煌的历史，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团结奋进生生不息的动力。历史文化是中华文化重要组成部分，二者不可分割。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共十七大会上所作的工作报告对优秀中华文化的关注，使文化界人士倍感鼓舞。
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每个华夏子孙的责任，无疑，掌握一定的历史知识是大家所应该的，更是一个写作者必须具备的文化修养。中共十七大会上，长期为历史文化鼓与呼的李汉秋代表坦言：“历史文化不能断裂，也不可全盘继承，正确方针就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也不能原样照搬，正确原则就是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十七大报告总结了近百年的经验和教训，提出了辩证的方针政策，必将推动中华文化的振兴。”《读者》杂志社社长彭长城代表也畅言：“长期以来，我们就是靠人文关怀、文化关怀、情感关怀、社会关怀，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统一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了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宏伟目标，并对此进行了部署。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有许多优秀的东西值得传承。在西方各种文化思潮和文化理念大举进入的情况下，我们没有放弃中国人的传统道德观念、价值理念，才取得了今天的成绩。”
文化修养，也叫文化积累。就写作而言，修养或者说积累不足，最明显地体现在作者创作激情枯萎，创作技巧停滞。文化修养与写作水平的关系，有人曾举例说，以往的诗人，文化素养高低相差很大，作品的好坏似乎也不取决于文化素养的厚薄。历史上确实出现过天才诗人、天才作家，年少时节就完成了足以传世的作品。惜乎相当部分的作者，不是天才，需要走相当长的路才能一窥文学殿堂的门径。
任何写作都是当下的写作，描述历史、解释历史，实际上还是关乎现代人的生活处境，生存难题。文学创作无论写谁，最终都是写自己。当作者在文章典籍中探寻历史，首先应有内在的情感驱动，假如没有作家生命情怀的展现，不能开启内在的精神性，不能把历史的资料在作者心中重新组合，将会使历史与写作的基本精神相悖离。
当前的不少作品，很难看到一种穿透历史的精神思索。写作者往往只停留在历史的复述上，而没有触及历史背后的生命难题。人生会面对种种难题：生存的难题，思考的难题，精神超越的难题，突破和创造的难题；人生会面对种种选择：生活方式的选择，生存状态的选择，爱的选择，友情的选择；人生会提出种种追问：关于生命的意义、存在的意义、爱的意义、苦难的意义、超越的意义……所有这些问题，古人与今人，作者与读者，同样都要面对，都要经历丰富而具体的心灵过程，都会产生迷茫与困惑，都会渴求理解与沟通，正是在这些难题面前，作者与历史（过往的人）、与读者（当代的人）之间形成了立体的对话关系。如果不能在史实背后看到这些难题，就无从表达独特的见解，也就无从进入更深层次的文化反省，就难以获得更广阔的精神视界和更大的心灵空间。
作者在写作时要正确认识历史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假如作者在写作过程中，能更自觉地追求一种明确的原初性的精神指向，使之表现的世界具有更耐人寻味的意蕴，对于市场经济带来的精神高度紧张、心灵的自由空间逐渐萎缩、生存意义茫然的人们，将会提供更多的精神启示。
二、历史文化是写作的不竭源泉
当代写作变幻纷纭，使得历史与写作的关系可以从如下的角度进行思考：首先，对于任何一个作家而言，无论接受怎样的教育或是写作上的限制，总会在反映他所熟悉的地域生活以及故乡记忆时显得得心应手；其次，对于那种深深植根于地域文化、历史风情并偏于一隅的作家而言，或许只有进行独特的地域式创作，才会使其风格凸现出来，这一点对于当代少数民族作家群落来说，无疑更为明显；再次，必须注意历史与现实交融之后的文化心理以及由此而呈现的文本特征，在列夫。托尔斯泰、高尔基、莫泊桑、曹雪芹、鲁迅、沈从文等等可以无限延长的名家序列中，作家们极富个性的语言风格以及文化寻根式的写作宗旨，正是超越历史文化之后与现实对话的结果，而由此可以产生的生命意识和再次叩问历史的情怀，则正是历史文化与写作之间一以贯之的语言桥梁。
历史文化与写作二者不可分割的关系必将随着时代的发展以及历史文化的不断沉淀走向一种泛化倾向。当下流行的历史文化写作及其提法本身都预示着一种“普泛”意义上的迅速生成。只不过，在辨析这种现象之后，究竟是历史本身走向文化，还是在文化气息已经布满生活世界的各个空间之后，二者关系得到了无限度的延伸，渗透其中的历史文化与时代心理，或许比任何一种写作都更显浓烈和复杂。
历史是作家创作的不竭源泉。王阳明先生乃明代中叶杰出人物，他的哲学思想不但影响清代启蒙思想家黄宗羲等人，影响日本、东南亚国家，且有走向世界的趋势。但他头上“主观唯物主义者”、“镇压农民起义刽子手”两顶帽子似乎已是铁案。长期来没人用小说的形式来再现这位历史上罕见的全才。擅长历史小说创作的贵州省著名作家袁仁琮教授，反复研究王及其所处的明中叶社会状况，研究他心学的核心内容和关于心的历来论述，认定给他扣这样的两顶帽子是不公允的，历经三年心血，大胆创作出版了长篇历史小说《王阳明》，为这位有世界影响的人物正名。而今，国内外王阳明学术专门研究机构不少，仅贵阳市就举行过三次大型的国际阳明学术研讨会。由袁仁琮教授发轫的王阳明热，无论是学术研究还是文学创作，都取得了良好社会效果。袁先生是位著作等身的大家，他渊博的历史文化知识和他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精神相得益彰，从大学教授岗位退休九年来，除近百个短篇外，创作了9部长篇小说，1部18集电视连续剧，3部中篇。迄今他的作品已逾700余万字。综观袁先生小说创作，一定数量是通过文学化叙述历史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