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960年，宋太祖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以后，担心部下也仿效他的办法夺取皇位，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和对军队的控制，他便借请有功将领宴饮之极，解除了他们的兵权。史书中是这样记载的：“乾德初，帝因晚朝与守信等饮酒，酒酣，帝曰：‘我非尔曹不及此，然吾为天子，殊不若为节度使之乐，吾终夕未赏安枕而卧。’守信等顿首曰：‘今天命已定，谁复敢有异心，陛下何出此言耶？’帝曰：‘人孰不欲富贵，一旦有以黄袍加汝之身，虽欲不为，其可得乎。’守信等谢曰：‘臣愚不及此，惟陛下哀矜之。’帝曰：‘人生驹过隙尔，不如多积金、市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终天年。君臣之间无所猜嫌，不亦善乎。’守信谢曰：‘陛下念及此，所谓生死而骨肉也。’明日，皆称病，乞解兵权，帝从之，皆以散官就第，赏赉甚厚。”（《宋史·石守信传》）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杯酒释兵权”。
宋太祖“杯酒释兵权”一事，历来的史学家大都深信不疑，而且广泛流传。但经过我的考证，我对这件事下了这样的评价：故事性强、子虚乌有。
认为“杯酒释兵权”实有其事的论者，他们主要依据是北宋中期以来的一些史籍的有关记载。现存“杯酒释兵权”的最早记载，是北宋丁谓的《丁晋公谈录》（以下简称《谈录》）和王曾的《王文正公笔录》（以下简称《笔录》）。《谈录》记述了赵匡胤与赵普关于此事的一段对话。赵普对赵匡胤说，禁军统帅石守信、王审琦兵权太重，“皆不可令主兵”。赵匡胤听后不以为然，认为石、王这两位老将是自己多年的老朋友，决不会反对自己。赵普则进一步做工作，说石、王这两位老将缺乏统帅才能，日后肯定制伏不了部下，后果将不堪设想。赵普终于说服了宋太祖，罢了两人的兵权。《笔录》则更明确地记述道：相国赵普屡以为言，宋太祖“于是不得已，召守信等曲宴，道旧相乐”，最后让他们“自择善地，各守外藩，勿议除替”。事隔半个世纪的司马光，在《涑水纪闻》（以下简称《纪闻》）中，对此事的记载更为详细，称宴会的第二天，赵匡胤的部将个个心领神会，“皆称疾，请解军权。上许之，皆以散官就第”。
但是仔细考证会发现，上述三种记载，矛盾百出，很不可信。首先，《谈录》只讲罢石守信、王审琦二人的兵权，并无设宴请客这一情节。而《笔录》记载罢去兵权的宿将，除了石守信、王审琦外，还有其他几位将领，并增添了太祖设宴与宿将“道旧相乐”的情节。后世所谓“杯酒释兵权”一说，基本上都出于此。《纪闻》则称石守信、王审琦等皆被罢军权，以散官就第，而又大事铺张设宴道旧情节，绘声绘影，恍如身历其境，明显不可能，距离当事人的时代愈远，记载却愈详，越是不可信。其次，三书都说此事与赵普有关，但说法却不一致。据《谈录》，罢石守信、王审琦的兵权是宋太祖听了赵普一次谈话之后就决定的。据《笔录》，则是太祖在赵普多次苦谏之下才“不得已”而罢去他们的兵权。据《纪闻》却是太祖、赵普两人共同谋划的结果，如此矛盾的说法怎么没能成为史实，盖棺定论呢。第三，上述三种史料，对石、王被削去兵权后的出路，说法也各不相同，有的只说“不令石、王主兵”，有的说他们“寻各归镇”，有的则说他们“皆以散官就第”。第四，关于“释兵权”的内容史学界也说法不一，有的说是指罢石守信等四人典禁军，有的则认为主要是为了削弱藩镇势力。
而且我认为“杯酒释兵权”这样一件大事，在北宋史官修的《太祖实录》和《三朝国史》中，不见一个字。元末，根据《太祖实录》、《三朝国史》编成的《宋史·太祖记》，对此事也不着点墨，这只能说明这件事发生过的可能性非常小。
“杯酒释兵权”这件事究竟发生在北宋哪一年？持肯定说的论者认为此事发生在建隆二年（公元961年）七月初。其主要依据是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中的记载。比司马光晚100多年的李焘认为“杯酒释兵权”是宋初最大事件之一，他深以史书未加记载为憾，因此在《长编》太祖建隆二年七月条中追书了这件事。内容主要是依据司马光的《纪闻》并参考《谈录》和《笔录》两书。但是仔细阅读《宋史》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很大的漏洞，建隆二年六月甲午（初二）太祖母杜太后病逝，六月初到七月初，按照当时的惯例，应是国丧期间，当时朝廷上下不准作乐，更不准宴饮。赵匡胤不可能违反这种礼仪，在此期间设宴待客。而且“杯酒释兵权”的故事中说赵普担任宰相期间发生了这件事，而建隆二年时，赵普还只是赵匡胤的一名幕僚。他第一次拜相是在乾德二年（公元964年）。
所以我认为杯酒释兵权这件事虽然听起来很有意思但是经不起推敲，应该是子虚乌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