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土地改革的进行，李顺大一家分到了六亩八分好田，相对于以前的那种吃不起饭的生活状态来说，以后的“幸福日子”值得期待！李顺大也立下了志愿，要用“吃三年薄粥，买一条黄牛”的精神，造三间屋。这种通过紧缩物质来求得积余的消费观深深直根于中国农民的思想中。有了田便有了积余的可能性，有了积余便有所期待！从此以后，李顺大觉得浑身的劲道变得不可动摇。铁耙把地球锄一个对穿洞也容易。造屋的决心也变得不可动摇。实际上，内战开始，李顺大已经用了卖身钱造了四步草屋，那么为什么他还一心要造三间房呢？笔者觉得至少有以下两个现实的原因。
第一、李顺大的爹、娘，还有一个周岁的弟弟，都是死在没有房子上的。亲人都是被活活冻死的，在李顺大的心理上留下了一个不可抹去的阴影，他从内心对“家”产生呼唤。而且，沉船的一半做了棺材，一半翻身底朝天，在坟边造成一个小窝棚，成了李顺大的庇护所。没有了房子，船便替代死人的棺材，活人的窝棚。这种悲惨的境遇更坚定了李顺大造屋的决心。对屋的迫切渴望，表现出李顺大追求安全、稳定的心理，是农民对归属问题的一个主观解决途径。
第二、李顺大造屋，从现实来看，是给儿子讨媳妇创造一个条件。儿子讨媳妇，便会有孙子，“没有孙子哪有重孙”？这里可以看出农民对“传宗接代”的重视。中国传统社会基石的以血缘为纽带联系起来的家族制度始终非常稳固。子孙满堂，人丁兴旺被看作是老人家的福分。血脉相承，家族的延续成为中国农民稳定的心态。
以上两个方面的原因又可以归结为中国农民重实际求稳定的农业文化心态。自古以来，重农轻商的心理特征铸造了农民重实际黜玄想的务实精神。农业文化要求稳定的条件以满足循环的变异。
造三间屋成了李顺大的奋斗目标，一家人以最简单的工具进行拼命的劳动去挣得每一颗粮，用最原始的经营方式去积累每一分钱。他们懂得任何庞大都是无数微小的积累，表现出惊人的乐天而持续的勤俭精神。这种持续的勤俭精神往往都是今天凑合凑合，明天将就将就，做长远打算，积少成多，等待等待便能富裕强大起来。为了三间屋，李顺大全家每天每餐少吃半碗粥；一天三顿合并成两顿吃；烧螺蛳放一勺饭汤，就不用酒了；长年养鸡不吃蛋；清明买一斤肉上坟祭了父母，要留到端阳脚下开秧元才吃。
一直到一九五七年底，李顺大才买回了三间青砖瓦屋的全部建筑材料。此时，妹妹顺珍也已经结婚。后来，大跃进运动开始，作为一个跟跟派，李顺大自然支援这个建设，并且憧憬着美好的未来。结果，证明我们的建设并没有加快，然而李顺大的理想破灭了。后来政府出台了退陪政策，以最低的价格落实此政策，农民不得不做出牺牲。在刘清同志的政治教导下，李顺大噗落噗落泪水流了出来，二话没说，呜咽着满口答应了。农民憨厚老实的形象被高晓声成功地塑造出来。李顺大的两万片瓦，由生产队拿去盖了七间五步猪舍，本应原物归还，可是出于种种考虑，生产队和李顺大达成协商，决定腾出两间猪舍来借给顺大暂住。文章用戏谑的手法写到：那猪舍也比李顺大住的草屋强，两间总共有十步，够宽敞了；屋脊也有一丈一尺高，就是后步比人矮，但房主人也没有必要挺起胸膛在屋里逞威风，无妨大局。况且李顺大是从小钻惯船棚的，他自然不嫌。作者用调侃的语气指出象李顺大这类农民只会妥协，逆来顺受的弊病。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李顺大庆幸自己住到村中心的猪舍来了，如果还孤零零地呆在河边的草屋里，他枕头底下的造屋钱只怕还要遭到盗劫呢。我们从主人公的身上看到了鲁迅先生笔下阿Q的影子。
造屋的激情在文革主任的诱骗下重新燃起，可是二百一十七元钱拿了出去，却没得到自己想要的货，反而被别人给“阴”了，李顺大惟有呐喊：他们恶啊！我的屋啊！但是，李顺大经过动摇之后又坚定下来，立即开始行动，开始拾破烂。现实却还是如此冷酷，“证明”也没有用，因为缺货。李顺大从营业员那里得知“点点头”才可靠，怎么办？去黑市，在营业员的指导下，李顺大总算买到了一吨官价石灰。后来李顺大房子没造成，造房的名气倒很大了。这感动了新来，就是他的儿媳妇。儿子也讨了媳妇，而且媳妇在理论上对他的实践作了充分肯定。从那时开始，李顺大不再白花心计去买东买西了。可是，造房子的人家越来越多了，李顺大看了不禁眼馋，最终在老书记的帮助下，李顺大的一万砖头失而复得，又经过自己的“顿悟”，终于买齐了建筑材料。做了些腐蚀别人的事，李顺大内心惭愧，不敢告诉老书记。有时候半夜醒来，总要骂自己说：唉，呃，我总该变得好些呀！李顺大毕竟生活在“点点头”的大环境下，终究摆脱不了社会氛围，可是忠厚老实的他觉得有愧于老书记，玷污了那张大字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