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共有四种阎尔梅的诗集，尽管年代不同，但是其中的流传和继承关系则是非常清晰的，现简述于下：
　第一种为康熙年间豹韦堂本，现存于天津图书馆。这个本子系山人去世后，其友人崔兔床删改本。删去了诗人手订本中的不少反清的诗作。甚至把一些比较敏感的赠答诗也删去了。这个本子保存了1635首诗歌。
第二种就是1919年张相文所刻本，据他说将自己是从书摊上买到的本子，当为山人晚年所编定的本子，山人在世时，曾经少量出版过。两百年间，一直流落民间，所以少掉了一些诗歌。这个本子也是最全的，收集了大约2236首诗歌。张相文认为这里面少掉了几卷重要的诗歌（九省游历诗中的九省在各体诗作中不全。）
校对第一种和第二种，可以知道，张相文所依据的本子年代最早，收诗最全，其体例则是张相文所厘定的，在排列顺序上与第一种有些不同。但是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核对下来，发现张相文的本子中有几首诗歌没有收录，反倒存在于第一种之内。这就证明了张相文的底本虽然是最初的本子，但是因为刻的比较早，山人最后几年的诗歌没有能收进去，反倒在山人去世后的本子中，被好友崔兔床给补充进去了。
同时我还发现了一个问题，也就是张相文认为的在各体诗歌中，九省应该是比较齐全的，现在不全了，应该有可能散失掉了。但是我核对下来，在第一种存在的诗歌，除增补的几首晚年之作外，无一例外的都能在第二种中找到。这就说明了张相文所收集到的本子没有缺失，至少没有大的缺失。最大的可能是，在某些省份中本来就没有写作某种文体的作品而已。
第三种是《徐州二遗民集》中的阎尔梅部分，共收诗四卷。与第一种相核对，结果让我大吃一惊，这就是第一种的删节本，把一些有违碍字眼的作品和艺术价值不高的作品删去，保留其六成左右，共有1047首上下。两者的诗歌排列顺序也完全相同。同书的万寿祺部分，则是在孙新仿的全集本基础上，删节而成的，顺序也没有变化。由此可知，当时的冯煦得到阎尔梅的诗集就是豹韦堂的本子。
第四种是2002年出版的《阎尔梅诗集编年注》，这个本子由王汝涛和其弟子蔡生印共同完成，在王汝涛的指导和帮助下，蔡生印完成了大部分的注释和后期的编年工作。他们用的本子就是张相文的本子，系年依据的也是张相文的年谱。在注释过程中，他们敢于向权威挑战，针对张相文的年谱，提出了很多自己的想法和见解，值得学习。
蔡一生坎坷，早年在临沂师专读书，后被打成右派。八十年代初才反身，曾在两个地方教过书，但都很短暂，主要原因是其不能与领导很好相处。最后退居乡野，以放羊为生，自号“百羊叟”，又号“丰沛布衣”。虽身处穷厄，但其立言之志从未泯灭。九十年代初，在王汝涛的鼓励下，他开始了阎尔梅诗歌的注释工作，王汝涛也承担了一些注释和统稿工作。然而因为字数太多，没有出版社愿意出版，也没有人愿意为这个“赔钱的买卖”买单，直到此书完成的四五年后才得以出版——王汝涛教授因此亏掉了3万元。真可谓书和人的命运差不多也。此书出版后，除赠送外，基本上没有销售出去，令人惋惜。这个集子的最大贡献在于第一次把阎的两千余首诗歌打乱，按编年体分割注释。但是由于当时蔡手上的资料有限，不少时间和典故都有错误。但可以说，在已经编年的部分中，八成以上的系年和注释都是经得起推敲的。有一成值得商榷，有一成是明显错误的。想一想，一个年近七旬的牧羊翁，在昏暗的灯光下，仅凭借着几本有限的字典和辞海，能把用典堪称大师的古古诗作注释到这种地步，已经十分难得了。
2007年，牧羊叟去世了，2009年，王汝涛也去世了。本人曾有诗歌二首相弔，算是对前辈的一种哀思。
惊悉王汝涛教授逝世，用一夜时光读完先生给弟子蔡生印的书信，舐犊之情，提携之意，跃然纸上。特作诗二首怀念两位先生：

琅邪居士王汝涛，丰沛布衣蔡生印。
师生二人真书生，早岁挫折晚年勤。
向来雅慕阎古古，不惜衰年奋老蹄。
三易其稿亲抄写，十年注诗何苦辛。

六十万字无人读，二千图书售不出。
来往书信催泪下，数箱原稿劫中存。
居士亦乘黄鹤去，布衣何处可招魂？
我辈后学当努力，继往开来慰先贤。